航空梦
航空梦
姚 颖
元月十一日晚，振英邀我去他家与几位校友聚会，大家举杯畅饮，谈笑风生之际，提到当年来深圳办航空俱乐部的一些趣事，都觉得应该把那一段难忘的经历写下来，任务落到了我头上，我无法推辞，一是因为我是当事人之一，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如不把他写下来，恐怕再过几十年那一段往事连我知己都会渐渐淡忘，就如一股过眼烟云无人知晓，那将会是一种极大的遗憾。因此，我决定将当年一批为振兴中国轻小型飞行器而付出过血汗的热血青年的所作所为以几篇回忆录的方式记录下来，作为纪念。
一、悬挂滑翔
八四年的一个晚上，那时我还在西工大五系作学生辅导员，我去航模队串门，当时航模队在十四舍四楼大房间，楼里住的是五系学生，楼的另一头是八系学生住。航模对那帮小子整天把发动机弄的呜呜叫，吵的人心烦，我准备去教训教训他们。一进屋，里面烟雾缭绕，孙维实、钱诚、谢星、毕东海、“小胖子”（五系79级的，原谅我记不起他的名字），还有几个人也记不起名字了，正在起劲地谈论悬挂滑翔。
悬挂滑翔是七十年代起在美国首先兴起的一种新型体育运动，其后在日本、欧洲很快得到发展，中国首先研制悬挂滑翔器的是北航的胡继忠老师，后来他在此基础上研制出了中国第一架超轻型飞机“蜜蜂号”。悬挂滑翔一般是从山坡上靠人力助跑起飞，利用上升气流像雄鹰展翅一样在天空翱翔，也有用快艇牵引在水上起飞以及利用热气球升上天空后再飞行的。由于它是一种集航空与体育与一体的运动项目，花钱又不多，很适合航空院校的学生作为一种课外的实践活动。因此大家鼓动我出面搞点经费，在西工大搞学生悬挂滑翔队，我当时就被他们的介绍所吸引，当即答应去想办法。结果那天晚上聊了很久，我没教训到他们，反倒让他们“教训”了我一晚，使我从此步入了一段最具色彩的人生历程。
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当时西工大团委刘书记和团委干部王平安及五系团工委书记司德鹏的支持，经费很快就落实了。几个星期后，大家利用课余时间忙碌了十多天的，由我们自己亲手一锉一锯，一针一线制作出来的悬挂滑翔器问世了，我们把它取名为“蝙蝠1号”。完工的那天，正好是星期六傍晚。年轻人性急，都想看一看从来还未整体装配起来的“整机”，于是我们把全部散件扛到了学校足球场，大家七手八脚很快将伞翼机装好了。
那时正是初夏，月亮还没有出来，只有几点星光在天空闪烁，装配好的伞翼机在微风的吹拂下鼓动着张开翅膀，朦胧中真像一只名符其实的蝙蝠，大家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都巴不得早点乘着它，驾驶着它去体验飞行的快乐。有人提议用牵引来在足球场飞飞看，大家立即响应。于是马上就有人跑回宿舍，拿来了几根晾衣服的绳子。我们把绳子拴在操纵架上部，一个人找着伞翼机助跑，其他人远远拽着绳子拼命跑，吃奶的力都用出来了，一个个累得直喘大气，可惜是速度太慢，始终没有能将伞翼机牵起来。我们又想出奇招，把绳子拴在几辆自行车上，大家一起拼命朝前踩，速度果然快了许多，只可异伞翼机还是无法飞起来。但是，即使如此，大家在奔跑中还是能感受到手中的伞翼机在升力作用下，渐渐减轻重量，这种感觉使人十分兴奋。轮到我操纵的时候，因为我瘦，体重轻，跑了几步之后，我已经感觉到伞翼机在把我往空中拉。我当时太想飞起来了，于是把腿往上一抬，身体由起飞的跑步姿式改起了飞行时的平趴姿式，嘴里大喊着“快点，我飞起来了”。话音刚落，伞翼机已经降了下来，我来不及反应，就已经以下巴和双膝作起落架，来了个三点式着陆。血立刻从磨破的地方漫了出来，但我却感觉不到疼痛，大家围着我笑啊，喊啊，兴奋得抱成了一团。写到这里，我真是恨自己的笔，无法将当时的场面描绘，那真的是笔墨无法形容的一个晚上。到深夜十一点左右的时候，大家累得坐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时候突然想起有一位哥儿们没有来（他是十系的一位同学，我只记得是四川人，但实在想不起叫什么名字了），马上有人骑了车去宿舍叫他，他从床上爬起来，穿着裤衩和背心就跑来了。一直跑到半夜一点多，大伙实在没力气了，才恋恋不舍地收兵回营，收拾完东西，个个才觉得肚子饿得“咕咕”叫。真可怜，那时候又穷又没条件，什么吃的都没有储备，找了半天，才从我宿舍找到半罐头瓶白糖，谢星想起来还有一瓶四川带来的麻辣酱，大家喝着白糖水，吃着麻辣酱，真是吃得又开心又有味。
第二个星期天，大家在学校南面找到了一个十来米高的土堆，但由于太矮，仍然没有飞起来，但对起飞和着陆动作有了实际的感受，我因为有事没有去。真正飞起来是几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和钱诚骑着自行车在西安周围转了三天，终于在三兆火葬场的东北面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场地，那是汉朝某个皇帝的陵墓，孤独独地立在一片麦田里，四周没有电杆，树木，地下的麦地刚播种完不久，平平的，陵墓约有四十米左右高，对初学者来说十分理想。那天我们早早地起来，用一辆三轮车拉着伞翼机，一路上经历了许多辛苦，骑了四十公里的路程才到目的地。
我和钱诚为了谁第一个试飞争执起来，最后我说服了他。我说：万一有什么问题，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但要是你出了什么事，家长找到学校，我也摆脱不了干系。于是，我们俩一起温习了一遍从资料上看来的悬挂滑翔知识，我便带上安全帽，系上吊带，准备试飞。站在四十多米高的地方，扛着伞翼往下跑，对于从未有过经验的我们，还是要一点勇气的。第一次助跑，没有飞出去，因为有些紧张与害怕，步子迈的很小，虽然跑的时候双脚捣腾得挺快，但速度没有上去。第二次，我镇定了一下情绪，一咬牙，瞅准时机往前狠狠的一推，“呼”的一下，我平生第一次靠自己的力量飞了起来，我听见了一片欢呼声。但是，在完全没有遮蔽的情况下离开地面飞行，那份紧张与刺激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体会的。我吓得紧闭着两眼，任由伞翼机带着我自由地飞行着，完全忘记了事先背下来的操纵要领，飞下坡的伞翼机自己拐了个弯又朝着山坡飞去，地面上大家急得直叫“往右”，“往右”，可我那一阵哪里有功夫去分左右，唯一的动作就是两手凭本能死死抓住操纵架，眼睁睁地随着伞翼机一起摔在了山坡上的一片酸枣刺丛里。几个伙伴不顾一切地从陵墓顶上扑下来，但这时我已晃晃悠悠的站了起来，一脸的傻笑，安全帽摔掉了，是别人在十米之外找到的，脸和脖子被刺枣刮出一条条的血痕，两个肩膀被角铝做的操纵架撞开了两道口子，血涓涓的朝下流，白背心都染红了一大片。上了坡顶，钱诚第二个飞，他胆子比我大，力气也比我大，只见他几大步跨到山坡边，身体朝下一扑，就飞了出去，伞翼机在他控制下飞得直之的，落地时是一个标准漂亮的“雀降”。成功了！成功了！大家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受到鼓舞后，大家都胆壮了，一个接一个的飞了起来，就连女同学王丽燕也飞得很成功，她应该是中国第一个用悬挂滑翔飞上天空的女性。很多年了，我和钱诚、王丽燕失去了联系，听说已双双去了美国，希望他们能看到《边家村》，也能看到我在此对他们的祝福。
第一次飞行的成功，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决定正式成立西北工业大学悬挂滑翔队，后来又更名为西安悬挂滑翔俱乐部。当时正好赶上改革开放的高潮，学生开展勤工俭学，社会实践活动也十分活跃，我们又在西安市科委领到一份正式的批文，成立了“西安通用航空技术咨询开发公司”，我任董事长，钱诚任第一总经理，后来代川加入到我们的组织中，任第二任总经理。我们除了继续吸收众多的同学加入悬挂滑翔队之外，又开始了一个更高的目标，自己研究设计制作我们的第一架超轻机“学生号”，也就是在这段时期，我与在成都搞CA-1系列超轻机的付哨兵、张粒微（南航七八级），在深圳筹备“深圳航空公司”的郝振英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与了解，为以后来深圳在郝振英的旗下组建经营“深圳航空俱乐部”埋下了伏笔。
二、迫降潮阳
八七年三月份，我从西工大来到深圳参与组建深圳航空俱乐部的工作。俱乐部当时挂靠在中国海洋直升机专业公司，振英负责俱乐部全面工作，我接刘建华的班，负责俱乐部的经营。振英主要是与政府部门打交道，跑民航局，广州空军司令部，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终于在八月份拿到了正式的营业执照。十月，振英用四万元人民币从青岛海军某部购回了两架二手运五飞机，并开始飞深圳到汕头的包机航线，当时南海石油平台有很多专家与工作人员需要我们提供这一服务。
十月的一天（我已记不清具体日子），天气十分晴朗。东南风徐徐的吹，是个难得的好飞行天气。上午10时许，在南海石油平台上工作的三位外国专家和其他十几位工作人员登上了飞机。飞行员与地面工作人员作完最后检查，没有发现异常，随着塔台的起飞命令，飞机顺利地飞上天空，进入正常的巡航。大约四十分钟后，飞行员已经远远地看到了汕头机场，最多还有十分钟就可以着陆。飞行员开始了降落准备。就在此时，发动机传来异常的声音，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老周立即判断出飞机出现了供油不畅的故障并马上采取手动泵油措施，然而，发动机还是开始熄火，螺旋桨只是凭着惯性在转动。
平时十分冷静的老周立刻变得十分紧张，十几条生命全部掌握在他手上了，任何人都不会轻松。老周观察了一下地面情况，准备寻找适合迫降的场地。飞机下面刚好是一片刚收割完不久的稻田，但是正前方却正好是一条宽宽的水渠。于是，他只好将飞机拐了一个大弯，再犹豫高度就不够了，一低头，飞机窜过了几道低低的田坎，在半软半干的稻田里停下来，老周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此时，飞机上的乘客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刚刚从地狱的边缘又取道回阳，还以为飞机已经降在了汕头机场。副驾驶兼领航员老李打开机门，第一个下飞机的老外一下愣住了，当他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以后，一个劲地树起大拇指夸奖飞行员好样的。飞行员、乘客们正在互相庆幸，却被一阵痛苦欲绝的悲哭声镇住了。
在飞机落点后面约三十米处，一个男人正抱住了一个女人大哭。女人的身体拦腰断成了两截，内脏流了一地。那男人边哭边将女人的两截拼命往一起对。他怎么也难相信眼前的事实，刚刚还活生生的妻子转眼间落得一个如此惨不忍睹的下场。
原来，这个勤劳却可怜的男人在地里收拾刚刚收割脱粒完的稻草，把它们捆成捆再码成堆，快到中午了，剩下的活已不多，他决定干完了再回去吃饭。他的妻子，平时拖着几个孩子，无暇顾及到他，今天特意作了些好吃的给他送到田头。夫妻俩躲在草垛避风处正准备吃饭，却听到一阵飞机的轰鸣声。当他们探头看见一架飞机正朝着他们飞来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会有悲剧发生。他们站起身来，想看清楚他们一生都难得见的真飞机。可他们没想到飞机一眨眼就扑到了他们面前，这时候，飞行员绝对看不见他们，即使看得见也已无能为力。男人反应稍快些，往旁边躲了一下，飞机的右翼擦着他的头皮过去了。可怜的女人被起落架重重地一撞，下半身还站着，上半身跟着飞机到了二十几米远的地方去了。
飞机出事的消息传到深圳，已是中午12点刚过，我正在值班，接到通知，我还不知详情。中海直公司派出了一架超美洲豹直升机，载着有关专家和领导急忙过去了。我和振英是下午坐长途车赶去的。当时，我们还以为飞机是在汕头出了事，坐了整整一夜车，第二天早上到了汕头，才知道飞机是迫降在潮阳县贵屿镇。于是，我们根本无心看一眼那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又急急忙忙赶到潮阳县，县长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派他的专车--一辆老式北京吉普把我们送到了贵屿镇。穿过镇上一条窄窄的街道，就看到我们的飞机可怜巴巴地“蹲”在稻田里，三只轮子深陷在泥里，肚皮已挨到了水面。昨天晚上开始下雨，稻田里已薄薄积了一层水。镇上的领导派民兵搭了“岗亭”在看守飞机。事故现场已清理，除了飞机着陆时机轮拖出的三道由浅变深的沟痕，就只有那个被飞机的气流刮歪的夫妻俩避风的草垛斜倒在一边。
接下来的十多天，一直下着绵绵细雨，中海直的专家们一直忙着分析事故原因，有关领导则在讨论支付死难者的赔偿金额。我住的那个招待所破旧得令人无法想象，跳蚤咬得人彻夜难眠，因此我基本上是在飞机上过的夜，白天就到那个“岗楼”里与民兵一起喝功夫茶。那是地道的功夫茶，从茶具到每一个步骤都十分到家，我再也没有喝到过比那次更好的茶。由于飞行员的诉述产生了误导，专家们一直以为问题出在发动机上，十多天来，他们几乎检查了发动机的每一个细小的部位，始终没有找到问题。我一开始就提出问题会不会出在油路上，但由于人微言轻，根本无人听取。我只好再一次建议检查油路，专家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决定试试我的意见。我们从发动机的进油口查起，一直查到机身内部的油管，都没有发现问题。最后，我们打开了机翼上的油箱盖，问题终于找到了：原来是右机翼油箱的指针浮标卡在了最上部，导致油表指示错误，飞行员以为右油箱是满的，所以只加满了左油箱就飞。没想到一个如此细小的，几乎跟航空没有什么关系的故障差点造成机毁人亡的大事故，也使得一位无辜的女人抛下自己的丈夫儿女，撒手人间。教训之深刻，让我终生难忘。
几天后，雨停了，太阳和微风弄干了地面，土地开始变得坚硬。事故原因查到了，赔偿也交付妥当，村里派了很多人来整理出一条简易跑道，来看热闹的人山人海。几次起飞尝试失败后，飞机拆下了所有的座椅和非必需设施，只装了很少一点油刚够飞到汕头，终于飞了起来，顺利地降落在汕头机场。振英因为当时俱乐部还有很多工作，几天后就回深圳去了。我是一直盯到飞机飞走后才回到深圳的。
事情过去九年多了，每当我想到这件事，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今天我把它写下来，是为了纪念当年我们为了航空所经历的成功与挫折。
(未完待续)
1997年4月 深圳 (78级5481班)
姚 颖
元月十一日晚，振英邀我去他家与几位校友聚会，大家举杯畅饮，谈笑风生之际，提到当年来深圳办航空俱乐部的一些趣事，都觉得应该把那一段难忘的经历写下来，任务落到了我头上，我无法推辞，一是因为我是当事人之一，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如不把他写下来，恐怕再过几十年那一段往事连我知己都会渐渐淡忘，就如一股过眼烟云无人知晓，那将会是一种极大的遗憾。因此，我决定将当年一批为振兴中国轻小型飞行器而付出过血汗的热血青年的所作所为以几篇回忆录的方式记录下来，作为纪念。
一、悬挂滑翔
八四年的一个晚上，那时我还在西工大五系作学生辅导员，我去航模队串门，当时航模队在十四舍四楼大房间，楼里住的是五系学生，楼的另一头是八系学生住。航模对那帮小子整天把发动机弄的呜呜叫，吵的人心烦，我准备去教训教训他们。一进屋，里面烟雾缭绕，孙维实、钱诚、谢星、毕东海、“小胖子”（五系79级的，原谅我记不起他的名字），还有几个人也记不起名字了，正在起劲地谈论悬挂滑翔。
悬挂滑翔是七十年代起在美国首先兴起的一种新型体育运动，其后在日本、欧洲很快得到发展，中国首先研制悬挂滑翔器的是北航的胡继忠老师，后来他在此基础上研制出了中国第一架超轻型飞机“蜜蜂号”。悬挂滑翔一般是从山坡上靠人力助跑起飞，利用上升气流像雄鹰展翅一样在天空翱翔，也有用快艇牵引在水上起飞以及利用热气球升上天空后再飞行的。由于它是一种集航空与体育与一体的运动项目，花钱又不多，很适合航空院校的学生作为一种课外的实践活动。因此大家鼓动我出面搞点经费，在西工大搞学生悬挂滑翔队，我当时就被他们的介绍所吸引，当即答应去想办法。结果那天晚上聊了很久，我没教训到他们，反倒让他们“教训”了我一晚，使我从此步入了一段最具色彩的人生历程。
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当时西工大团委刘书记和团委干部王平安及五系团工委书记司德鹏的支持，经费很快就落实了。几个星期后，大家利用课余时间忙碌了十多天的，由我们自己亲手一锉一锯，一针一线制作出来的悬挂滑翔器问世了，我们把它取名为“蝙蝠1号”。完工的那天，正好是星期六傍晚。年轻人性急，都想看一看从来还未整体装配起来的“整机”，于是我们把全部散件扛到了学校足球场，大家七手八脚很快将伞翼机装好了。
那时正是初夏，月亮还没有出来，只有几点星光在天空闪烁，装配好的伞翼机在微风的吹拂下鼓动着张开翅膀，朦胧中真像一只名符其实的蝙蝠，大家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都巴不得早点乘着它，驾驶着它去体验飞行的快乐。有人提议用牵引来在足球场飞飞看，大家立即响应。于是马上就有人跑回宿舍，拿来了几根晾衣服的绳子。我们把绳子拴在操纵架上部，一个人找着伞翼机助跑，其他人远远拽着绳子拼命跑，吃奶的力都用出来了，一个个累得直喘大气，可惜是速度太慢，始终没有能将伞翼机牵起来。我们又想出奇招，把绳子拴在几辆自行车上，大家一起拼命朝前踩，速度果然快了许多，只可异伞翼机还是无法飞起来。但是，即使如此，大家在奔跑中还是能感受到手中的伞翼机在升力作用下，渐渐减轻重量，这种感觉使人十分兴奋。轮到我操纵的时候，因为我瘦，体重轻，跑了几步之后，我已经感觉到伞翼机在把我往空中拉。我当时太想飞起来了，于是把腿往上一抬，身体由起飞的跑步姿式改起了飞行时的平趴姿式，嘴里大喊着“快点，我飞起来了”。话音刚落，伞翼机已经降了下来，我来不及反应，就已经以下巴和双膝作起落架，来了个三点式着陆。血立刻从磨破的地方漫了出来，但我却感觉不到疼痛，大家围着我笑啊，喊啊，兴奋得抱成了一团。写到这里，我真是恨自己的笔，无法将当时的场面描绘，那真的是笔墨无法形容的一个晚上。到深夜十一点左右的时候，大家累得坐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时候突然想起有一位哥儿们没有来（他是十系的一位同学，我只记得是四川人，但实在想不起叫什么名字了），马上有人骑了车去宿舍叫他，他从床上爬起来，穿着裤衩和背心就跑来了。一直跑到半夜一点多，大伙实在没力气了，才恋恋不舍地收兵回营，收拾完东西，个个才觉得肚子饿得“咕咕”叫。真可怜，那时候又穷又没条件，什么吃的都没有储备，找了半天，才从我宿舍找到半罐头瓶白糖，谢星想起来还有一瓶四川带来的麻辣酱，大家喝着白糖水，吃着麻辣酱，真是吃得又开心又有味。
第二个星期天，大家在学校南面找到了一个十来米高的土堆，但由于太矮，仍然没有飞起来，但对起飞和着陆动作有了实际的感受，我因为有事没有去。真正飞起来是几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和钱诚骑着自行车在西安周围转了三天，终于在三兆火葬场的东北面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场地，那是汉朝某个皇帝的陵墓，孤独独地立在一片麦田里，四周没有电杆，树木，地下的麦地刚播种完不久，平平的，陵墓约有四十米左右高，对初学者来说十分理想。那天我们早早地起来，用一辆三轮车拉着伞翼机，一路上经历了许多辛苦，骑了四十公里的路程才到目的地。
我和钱诚为了谁第一个试飞争执起来，最后我说服了他。我说：万一有什么问题，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但要是你出了什么事，家长找到学校，我也摆脱不了干系。于是，我们俩一起温习了一遍从资料上看来的悬挂滑翔知识，我便带上安全帽，系上吊带，准备试飞。站在四十多米高的地方，扛着伞翼往下跑，对于从未有过经验的我们，还是要一点勇气的。第一次助跑，没有飞出去，因为有些紧张与害怕，步子迈的很小，虽然跑的时候双脚捣腾得挺快，但速度没有上去。第二次，我镇定了一下情绪，一咬牙，瞅准时机往前狠狠的一推，“呼”的一下，我平生第一次靠自己的力量飞了起来，我听见了一片欢呼声。但是，在完全没有遮蔽的情况下离开地面飞行，那份紧张与刺激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体会的。我吓得紧闭着两眼，任由伞翼机带着我自由地飞行着，完全忘记了事先背下来的操纵要领，飞下坡的伞翼机自己拐了个弯又朝着山坡飞去，地面上大家急得直叫“往右”，“往右”，可我那一阵哪里有功夫去分左右，唯一的动作就是两手凭本能死死抓住操纵架，眼睁睁地随着伞翼机一起摔在了山坡上的一片酸枣刺丛里。几个伙伴不顾一切地从陵墓顶上扑下来，但这时我已晃晃悠悠的站了起来，一脸的傻笑，安全帽摔掉了，是别人在十米之外找到的，脸和脖子被刺枣刮出一条条的血痕，两个肩膀被角铝做的操纵架撞开了两道口子，血涓涓的朝下流，白背心都染红了一大片。上了坡顶，钱诚第二个飞，他胆子比我大，力气也比我大，只见他几大步跨到山坡边，身体朝下一扑，就飞了出去，伞翼机在他控制下飞得直之的，落地时是一个标准漂亮的“雀降”。成功了！成功了！大家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受到鼓舞后，大家都胆壮了，一个接一个的飞了起来，就连女同学王丽燕也飞得很成功，她应该是中国第一个用悬挂滑翔飞上天空的女性。很多年了，我和钱诚、王丽燕失去了联系，听说已双双去了美国，希望他们能看到《边家村》，也能看到我在此对他们的祝福。
第一次飞行的成功，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决定正式成立西北工业大学悬挂滑翔队，后来又更名为西安悬挂滑翔俱乐部。当时正好赶上改革开放的高潮，学生开展勤工俭学，社会实践活动也十分活跃，我们又在西安市科委领到一份正式的批文，成立了“西安通用航空技术咨询开发公司”，我任董事长，钱诚任第一总经理，后来代川加入到我们的组织中，任第二任总经理。我们除了继续吸收众多的同学加入悬挂滑翔队之外，又开始了一个更高的目标，自己研究设计制作我们的第一架超轻机“学生号”，也就是在这段时期，我与在成都搞CA-1系列超轻机的付哨兵、张粒微（南航七八级），在深圳筹备“深圳航空公司”的郝振英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与了解，为以后来深圳在郝振英的旗下组建经营“深圳航空俱乐部”埋下了伏笔。
二、迫降潮阳
八七年三月份，我从西工大来到深圳参与组建深圳航空俱乐部的工作。俱乐部当时挂靠在中国海洋直升机专业公司，振英负责俱乐部全面工作，我接刘建华的班，负责俱乐部的经营。振英主要是与政府部门打交道，跑民航局，广州空军司令部，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终于在八月份拿到了正式的营业执照。十月，振英用四万元人民币从青岛海军某部购回了两架二手运五飞机，并开始飞深圳到汕头的包机航线，当时南海石油平台有很多专家与工作人员需要我们提供这一服务。
十月的一天（我已记不清具体日子），天气十分晴朗。东南风徐徐的吹，是个难得的好飞行天气。上午10时许，在南海石油平台上工作的三位外国专家和其他十几位工作人员登上了飞机。飞行员与地面工作人员作完最后检查，没有发现异常，随着塔台的起飞命令，飞机顺利地飞上天空，进入正常的巡航。大约四十分钟后，飞行员已经远远地看到了汕头机场，最多还有十分钟就可以着陆。飞行员开始了降落准备。就在此时，发动机传来异常的声音，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老周立即判断出飞机出现了供油不畅的故障并马上采取手动泵油措施，然而，发动机还是开始熄火，螺旋桨只是凭着惯性在转动。
平时十分冷静的老周立刻变得十分紧张，十几条生命全部掌握在他手上了，任何人都不会轻松。老周观察了一下地面情况，准备寻找适合迫降的场地。飞机下面刚好是一片刚收割完不久的稻田，但是正前方却正好是一条宽宽的水渠。于是，他只好将飞机拐了一个大弯，再犹豫高度就不够了，一低头，飞机窜过了几道低低的田坎，在半软半干的稻田里停下来，老周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此时，飞机上的乘客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刚刚从地狱的边缘又取道回阳，还以为飞机已经降在了汕头机场。副驾驶兼领航员老李打开机门，第一个下飞机的老外一下愣住了，当他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以后，一个劲地树起大拇指夸奖飞行员好样的。飞行员、乘客们正在互相庆幸，却被一阵痛苦欲绝的悲哭声镇住了。
在飞机落点后面约三十米处，一个男人正抱住了一个女人大哭。女人的身体拦腰断成了两截，内脏流了一地。那男人边哭边将女人的两截拼命往一起对。他怎么也难相信眼前的事实，刚刚还活生生的妻子转眼间落得一个如此惨不忍睹的下场。
原来，这个勤劳却可怜的男人在地里收拾刚刚收割脱粒完的稻草，把它们捆成捆再码成堆，快到中午了，剩下的活已不多，他决定干完了再回去吃饭。他的妻子，平时拖着几个孩子，无暇顾及到他，今天特意作了些好吃的给他送到田头。夫妻俩躲在草垛避风处正准备吃饭，却听到一阵飞机的轰鸣声。当他们探头看见一架飞机正朝着他们飞来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会有悲剧发生。他们站起身来，想看清楚他们一生都难得见的真飞机。可他们没想到飞机一眨眼就扑到了他们面前，这时候，飞行员绝对看不见他们，即使看得见也已无能为力。男人反应稍快些，往旁边躲了一下，飞机的右翼擦着他的头皮过去了。可怜的女人被起落架重重地一撞，下半身还站着，上半身跟着飞机到了二十几米远的地方去了。
飞机出事的消息传到深圳，已是中午12点刚过，我正在值班，接到通知，我还不知详情。中海直公司派出了一架超美洲豹直升机，载着有关专家和领导急忙过去了。我和振英是下午坐长途车赶去的。当时，我们还以为飞机是在汕头出了事，坐了整整一夜车，第二天早上到了汕头，才知道飞机是迫降在潮阳县贵屿镇。于是，我们根本无心看一眼那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又急急忙忙赶到潮阳县，县长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派他的专车--一辆老式北京吉普把我们送到了贵屿镇。穿过镇上一条窄窄的街道，就看到我们的飞机可怜巴巴地“蹲”在稻田里，三只轮子深陷在泥里，肚皮已挨到了水面。昨天晚上开始下雨，稻田里已薄薄积了一层水。镇上的领导派民兵搭了“岗亭”在看守飞机。事故现场已清理，除了飞机着陆时机轮拖出的三道由浅变深的沟痕，就只有那个被飞机的气流刮歪的夫妻俩避风的草垛斜倒在一边。
接下来的十多天，一直下着绵绵细雨，中海直的专家们一直忙着分析事故原因，有关领导则在讨论支付死难者的赔偿金额。我住的那个招待所破旧得令人无法想象，跳蚤咬得人彻夜难眠，因此我基本上是在飞机上过的夜，白天就到那个“岗楼”里与民兵一起喝功夫茶。那是地道的功夫茶，从茶具到每一个步骤都十分到家，我再也没有喝到过比那次更好的茶。由于飞行员的诉述产生了误导，专家们一直以为问题出在发动机上，十多天来，他们几乎检查了发动机的每一个细小的部位，始终没有找到问题。我一开始就提出问题会不会出在油路上，但由于人微言轻，根本无人听取。我只好再一次建议检查油路，专家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决定试试我的意见。我们从发动机的进油口查起，一直查到机身内部的油管，都没有发现问题。最后，我们打开了机翼上的油箱盖，问题终于找到了：原来是右机翼油箱的指针浮标卡在了最上部，导致油表指示错误，飞行员以为右油箱是满的，所以只加满了左油箱就飞。没想到一个如此细小的，几乎跟航空没有什么关系的故障差点造成机毁人亡的大事故，也使得一位无辜的女人抛下自己的丈夫儿女，撒手人间。教训之深刻，让我终生难忘。
几天后，雨停了，太阳和微风弄干了地面，土地开始变得坚硬。事故原因查到了，赔偿也交付妥当，村里派了很多人来整理出一条简易跑道，来看热闹的人山人海。几次起飞尝试失败后，飞机拆下了所有的座椅和非必需设施，只装了很少一点油刚够飞到汕头，终于飞了起来，顺利地降落在汕头机场。振英因为当时俱乐部还有很多工作，几天后就回深圳去了。我是一直盯到飞机飞走后才回到深圳的。
事情过去九年多了，每当我想到这件事，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今天我把它写下来，是为了纪念当年我们为了航空所经历的成功与挫折。
(未完待续)
1997年4月 深圳 (78级5481班)
无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