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珠江边到边家村——一个广东女生的西工大食事记忆
从珠江边到边家村——一个广东女生的西工大食事记忆
零、
二零零二年冬天，我回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西安。
会议间隙，有人在后面拍了我一下肩膀。回头一看，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她叫我的名字，用的是那种只有在大学里才有人叫的称呼。我愣了两秒，然后认出来了——隔壁宿舍的赵红，陕西本地人，大学四年跟我关系最好的几个人之一。
她拉着我在走廊的沙发上坐下，问了几句这些年在美国过得怎么样，然后突然压低声音，眼睛亮亮地看着我：你老公还是那个XXX么？
我说是呀。她脸上一下子绽开了，说：我就知道。当年你给他煲汤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出来。
那一瞬间，八十年代的西安、边家村、那只两块钱的瓦罐、煤油炉的气味——全部涌了上来。
一、
一九七八年秋天，恢复高考第二屆，我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硬座，从广州到了西安。
那时候还没有直达车，在郑州转了一次。一路上车窗外的景象越来越陌生。过了长江，水田变成了旱地，稻田变成了麦田。过了郑州往西，山慢慢大起来，树木少了，黄土塬一层一层地堆在天边。列车广播里报站名，关中平原到了。
我想起报名填志愿的时候，很多人都往北京上海填。我在粤北农场插队的宿舍里，就着一盏煤油灯，在志愿表的第一栏写下了西北工业大学。
志愿交上去以后，省招生办的人找我谈话。是个四十来岁的男同志，戴眼镜，广州口音。他看了我的志愿表，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低头看了一遍，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重新戴上。他说：西北工业大学，你知道在哪里不？我说知道，在西安。他说：西安，大西北哦，冬天零下十几二十度，你一个广东女仔，你晓唔晓得那边是什么样子的？
我说我就是想去看看大西北是什么样子。
他沉默了一下，把志愿表放在桌上，说：你这个分数，省内的学校随便挑，我可以帮你改志愿。你要是去了那边受不了，想回来就难了。
我说谢谢老师，我不改。
他又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这个女仔不知道天高地厚。最后他把志愿表往一沓文件上面一搁，叹了口气说：西北苦得很，你到时候莫要哭。
我后来确实哭过，但从来不是因为后悔。
粤北农场的书记是陕北人，不知从哪里听说我报了西安的学校，临走的时候特地把一包陕北红枣塞在我行李里。他说：女子，西安冬天长得很，你去要受冻的。那一包红枣后来真的救了我好几个冬天。
其实去西安的理由也不算复杂。我是潮汕地区出来的，前面二十多年最远只到过广州。上山下乡那几年在农场，对着收音机听新闻，听到大西北、军工、三线建设这些词，心里面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向往。我跟自己说，既然能考大学了，就去最远的地方，去看一眼祖国的大西北到底是什么样子。
到西安那天是傍晚，一出火车站就看见城墙。灰扑扑的，那么高，那么厚，站了一千多年。我在城墙下面站了好一会儿，心里想，这就是大西北了。
学校派了卡车来接新生。我们坐在卡车斗里，行李堆在中间，人靠着两边。车开了以后风很大，把我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路边是一排一排的白杨树，树后面是黄土地。赵红后来告诉我，那段路就是从火车站到西工大，过钟楼，出西门。
我什么都不认得，只觉得天特别高。
二、
到学校以后第一件事，分宿舍。
我们住的是一栋苏式的老楼，灰砖墙，木楼梯，走上去吱吱呀呀地响。一间宿舍住八个人，铁架上下铺。我被分到靠窗的上铺，窗外正对着学校的操场。冬天的时候操场上的土冻得硬邦邦的，风一吹，黄土扬起来，整个窗户都是黄的。
宿舍里没有暖气，有一个煤炉子，但是要自己生火。刚到那几天还没入冬，煤是配给的，不多。我们八个女生挤在屋子里，从广东来的我从行李里往外一件一件拿东西，其他几个人就围过来看。
湖南妹子姓刘，她先打开了话匣子：你会讲普通话吗？
我说：会，讲得不好，不要笑话我。
她们就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宿舍里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叫我再说一遍——因为我的普通话带着很重的广东腔，北方同学听我说陕西话、学西北口音，笑到肚子疼。
但第一个真正让我傻眼的不是语言，是食堂。
三、
其实后来我才知道，西工大的食堂在当时的西安高校里是出了名的。那几年西安的大学生中间有一句话，叫"吃在工大"。
这话不是我们自己吹的。西工大是国防科工委的学校，搞航空航天航海的，国家拨的经费比一般院校多一些，食堂的补贴自然也厚一点。对面西北大学的学生——我们跟西大只隔了一条马路——经常跑到我们这边来蹭饭。人家综合型大学文科生多，女生多，我们全是理工科，男生多，两个学校的食堂之间经常能看到对方学校的人。
但最有名的，还是西工大的包子。
西工大包子在八十年代的西安，跟钟楼小奶糕、冰峰汽水一起，算是城西一带有名号的东西。皮薄馅大，尤其是肉包子，咬开来一兜油。每天下午第二节课下了以后，食堂就推一车包子出来卖，窗口前面排的队能拐好几个弯。本校的学生要抢一个都不容易，更别说外面来的人了。有学长跟我说过，他每隔几天就骑个自行车过来买十个包子带回去，全宿舍分着吃。
那个包子到底有多好呢？就这么说吧——我一个广东人，对面食本来完全无感，第一次吃到西工大包子的时候，居然站在那里一口气吃了三个。
不过这些是我后来才体会到的。刚进校那会儿，我这个广东胃对这个北方食堂完全是另外一番感受。
西工大那时候有几个食堂，我们去的是离宿舍最近的那个，叫学生一灶。
第一天晚上，我端着新发的搪瓷碗走进食堂。门口挂着棉布帘子，掀开帘子一股热气和油烟气扑面而来。里面排着几条长队，地面是水泥的，被踩得油亮亮的，空气里全是酱油、醋和面食的味道。我站在队伍里，手里攥着一沓饭票和菜票——这是国家补贴定量供应的，粗粮票、细粮票、菜票，每样都有定额。
轮到我了。打菜的师傅看了一眼我的搪瓷碗，舀了一大勺糊辣汤，又递过来一个足有我手掌大的馒头，配一小碟咸菜丝。
我端着碗在角落里找了个位置坐下，看着这碗糊辣汤发了好一阵子呆。黑乎乎的一碗，飘着几片土豆、几根粉条、几块豆腐泡，面上浮着一层辣椒油和花椒粉。我试着喝了一口，又麻又辣又酸，喉咙像被东西刮了一下。
然后是那个馒头。我从没吃过那么大的馒头。广东的馒头是小小的奶香馒头，这个馒头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撕开来是面粉本身那股淡淡的甜。就着咸菜丝嚼——
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嚼了很久都咽不下去。
第一顿饭我没吃完。
但就算是最好的高校食堂，在八十年代初也就是这个水平了。有一次连续好几天食堂只有窝头和玉米发糕。窝头是纯玉米面做的，黄澄澄的像个倒扣的碗，咬一口掉渣，嚼在嘴里粗糙得扎舌头。湖南来的刘同学有一天晚上端着窝头回到宿舍，坐在床沿上不吭声，眼泪一滴一滴往下掉。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她做梦梦见吃米饭，醒过来嘴里还有米饭的味道，然后就哭了。
我倒是没哭。在农场那几年什么没吃过——红薯藤煮成一锅糊糊就是一顿，没有油没有盐。跟那个比，西工大食堂的伙食算好的了。但说实话，我也想米饭。广东人的胃，几天不吃米饭就会觉得身体里少了点什么。
食堂偶尔也供应米饭。但那个米饭，怎么说呢，北方的米。煮出来是散的，没有粘度，也没有饭香。我们宿舍几个南方人把这种米饭叫做"米粒"——意思是它们只是长得像米饭，但跟真正的米饭不是一回事。
不过除了包子，西工大食堂还真有几样拿得出手的东西。一个是红烧肉，每周供应一次，限量。那个红烧肉的做法是北方口味的，酱油味重，偏甜，但肉块切得大方。到了那天上午最后一节课，基本上没人有心思听讲了，满脑子想的都是红烧肉。下了课以后是一路小跑去食堂的，去晚了就只剩汤底了。
还有一个就是小灶窗口。大灶是大锅菜，价格便宜但有国家补贴；小灶是单独炒的，贵一些，但味道好太多了。我第一次吃到小灶的葱爆羊肉，那个羊肉的嫩和葱的香放在一起，一碗米饭——虽然那个米饭不怎么样——转眼就见了底。可惜小灶太贵，一个月顶多吃一两次。我那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除了饭票菜票，自己手里就几块钱，小灶一顿要花掉好几天的零用钱。
四、
真正让我在西工大活过来的，是边家村。
大概是七九年、八零年那阵子，改革开放的风吹到了西安。周边的农民开始把自己种的东西挑到城边上卖，起初是偷偷摸摸的，后来慢慢就成了气候。从西工大西门出去，沿着边家村那条土路走，在学校的围墙外面，渐渐出现了一个自发的集市。
第一次去是我大二那年秋天，赵红带的路。我记得那天是星期天，天气很好，西北的秋天天空高得吓人。我们俩一人拎一个网兜，走到那条土路的拐弯处——然后我就呆住了。
路两边蹲满了人，大部分是附近公社的农民，男的头上包着白毛巾，女的穿着蓝色或灰色的大襟褂子，脚边放着篮子、筐子、麻袋，里面装着各种东西。他们在
吆喝，用的都是陕西话，我只能听懂一半。
但我看得懂。
我在广东长大，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不是国营菜市场那种一格一格隔着柜台的感觉，是农民把自己亲手种出来的东西直接摆在地上，每一颗每一粒都带着泥土的气息。陕西人摆摊不怎么吆喝花哨的词，就是干脆利落的几个字：甜得很！尝！来！
我先看到的是临潼的火晶柿子。小小的一个个码在竹篮里，皮薄得像一层蜡纸，透着光能看到里面橘红色的果肉，一个一个红彤彤地挤在一起，像一排小灯笼。卖柿子的大姐看我蹲在那里挪不动脚，拿起一个递过来：女子你尝一个，甜得很，不甜不要钱！我接过来，柿子已经软透了，轻轻一捏就能感觉到里面全是汁水。咬开一个小口，用嘴一吸——整颗果肉像蜜一样滑进嘴里，从舌尖一直甜到喉咙根。我在那个土路边上蹲着，一口气吸了三个。
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甜的柿子。广东没有新鲜柿子，水果摊上只有一种叫"柿饼"的干果，是晒干了的，硬硬的，上面一层白霜。火晶柿子那个甜不是白糖的甜，是一种太阳晒透了的果实的甜，而且带一点点若有若无的酒香。后来我在美国吃过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个味道。
旁边的摊子卖的是临潼石榴。每一个都有拳头大，皮是粉红带黄的，光滑得像上了釉。有的已经裂开了一条缝——不是坏了，是里面的籽粒太大了，把皮从里面撑裂了。卖石榴的老汉随手拿起一个，两手一掰，脆生生的一声响，里面的籽粒密密匝匝挤在一起，一粒一粒饱满得要爆出来，白里透红，像白玉里面嵌了红宝石。老汉把掰开的半个递给我：女子尝一下，临潼石榴，天下第一。
我在广东吃的石榴只有鸡蛋大，皮是青的，剥开来的籽粒又小又瘪，嚼在嘴里酸得皱眉。而临潼石榴的籽粒咬下去，甜水直接在嘴里炸开。我蹲在摊子前面吃了半个，吃得满脸满手都是汁水。老汉看着我乐呵呵地说：女子不是本地人吧？
我说我从广东来。他愣了一下：广东好地方呀，你跑到我们这黄土坡坡来做什么？我说来读书。他就点点头，然后又往我网兜里塞了两个——说是裂了口的卖不出去，拿回去赶紧吃。我后来才知道他每次都这么说，每次都有"裂了口的卖不出去"的石榴送给外地的穷学生。
那两个石榴我吃了三天。把籽粒一颗一颗剥下来放在搪瓷缸里，白白红红的满满一缸子，看书看累了吃一口，每一颗都又凉又甜。赵红笑我，说广东人吃个石榴都这么精雕细琢。我说不是精雕细琢——是舍不得吃，吃到最后一粒就没了。
除了柿子和石榴，户县的葡萄也上市了。我在广东见到的葡萄都是绿色的，不红，而且酸，咬一口能把牙酸倒。户县的葡萄是紫黑色的，一串一串沉甸甸的，上面挂着一层白霜，用手一碰白霜就掉下来，露出底下黑得发亮的皮。卖葡萄的农民看我盯着看，揪了一颗递过来：户太八号，甜过你们南方的荔枝。我接过来
一尝，皮薄肉厚，一口咬下去汁水满口，甜中带那么一丝丝酸，比荔枝确实不差。后来每年秋天我都要买几串，放在宿舍窗台上，看书的时候一颗一颗揪着吃。
陕北的大红枣就不用说了。个头有我拇指大，咬开来像蜜一样，枣肉又厚又糯，能拉出糖丝来。广东也有红枣，但我们那里的枣小小的、干干的，是用来煲汤的，不能当水果吃。陕北的枣是可以空口当零食吃的，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赵红说陕北的枣树是黄河水浇的，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所以果子里面积累的糖分多。我说那你们陕西人可太幸福了。她说幸福啥，从小吃到大，都吃腻了。我说你这句话要是让我们广东人听见了，会挨打的。
白鹿原的核桃也好。壳不算太厚，用石头轻轻一敲就开了，里面的仁白白嫩嫩的，外面那层薄衣一搓就掉，吃起来又香又脆，有一点点回甘。跟广东那种放了一年的陈年核桃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后来每次去集市都要买一小袋，放在书桌抽屉里，晚上做作业饿了就敲两个吃。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秋天的阳光。西安的秋天，天空蓝得发紫，高得像是假的。黄土地被太阳晒得暖洋洋的，风是干爽的，空气中全是柿子和石榴的甜味。我拎着满满一网兜的水果走回学校，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两毛钱一把红枣，五毛钱三个石榴，一块钱能买一大袋柿子。
那段日子，每个星期天去边家村买菜成了我最大的念想。
五、
边家村集市带给我的不只是水果，更重要的是——菜。
广东人，离不了青菜。我在前面说过，食堂里几乎没有绿色的东西。冬瓜、土豆、白菜、萝卜——这就是冬天食堂的全部。在我们家，每顿饭可以没有肉，但绝对不能没有青菜。这个执念到了西安简直成了折磨。
边家村的集市上能买到菠菜，还有油菜，有时候运气好能碰到卖韭菜的。我每周去一次，买够一个星期吃的菜，拎着网兜一路走回宿舍。同宿舍的人觉得我很怪：一个人能吃掉这么多菜？她们不知道，我一个广东人在一盘青菜面前能做到什么程度。
但是有了菜，还得做。宿舍里没有厨房。
六、
大概是八零年左右，我们几个关系好的女生在边家村那边找了一间屋子。
就是农民的自建房，土夯的墙，里面几个平方，一张桌子、一个煤油炉、一只水缸，别的什么都没有。没有窗，白天进去也要点灯。墙上糊着旧报纸，有的已经泛黄发黑了。一个月租金两块钱。
但那个小屋子有煤油炉。煤油炉——现在的人可能都没见过这个东西。它长得像个圆柱形的小铁桶，里面灌煤油，上面一圈有小孔，点着了以后每个小孔都冒出一朵蓝色的火焰。火不大，但很稳定。夏天的时候那个屋子里煤油味能把人熏出眼泪来，冬天门一关，煤油味和热气混在一起，成了一种独特的味道。
我在这间小黑屋里，开始了我西工大三年的做饭生涯。
首先需要一只锅。广东人煲汤要用砂锅——广口的瓦煲。我走遍了西安的土产店，只找到那种北方人用来炖菜的直筒砂锅。最后是在一个旧货摊上花了两块钱买到了一只广口瓦罐。卖东西的大爷搞不懂为什么我一个学生非要找广口的，我说是要煲汤，他更糊涂了：汤不是随便拿个锅煮一煮就行了吗？
有了瓦罐，有了煤油炉，下面就是食材了。
七、
我妈妈给我寄的第一个包裹，里面全是煲汤的材料。
陈皮、淮山、枸杞、红枣、薏米、南北杏。还有菜干——白菜干、芥菜干、霸王花干。我妈说，菜干放不坏，你想喝汤的时候就抓一把泡开，放点肉，煲一煲。
拿着这些材料走进那间小黑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回家了。
我的第一锅汤用的是菜干加红枣，放了一块排骨——排骨是在边家村集市上跟一个卖肉的农民买的。那时候肉还是限量供应的，买肉要肉票，但是集市的农民有时候会有一些从自家杀的猪身上下来的骨头和下水，不要票，就是贵一点。对于学生来说，这不是问题——我们本来也买不了多少。
煤油炉的火慢慢烧着，瓦罐里面的水开始冒小泡。我蹲在旁边看着那一小圈一小圈蓝色的火焰，闻着那股刺鼻的煤油味中慢慢升起的菜干香——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吧，揭盖子一看，汤色已经是奶白泛黄，菜干舒展开了，排骨的肉香味和红枣的甜味全煮进了水里。
我舀了一小勺喝了一口。眼泪差点掉下来——这是我到西安以后第一次喝到广东味的汤。
那天下午，赵红闻着味找过来了。她看着瓦罐里面的东西，问：就这？骨头和菜叶子煮水？我说你喝一口试试。她喝了一小口，没说话，然后又喝了一大碗。喝完说：你们广东人真是怪，一碗看着没什么味道的水，怎么会这么好喝？
后来每个周末，那间小黑屋里都会来几个同学。湖南的带腊肉，四川的带豆瓣酱，东北的带酸菜。我就用瓦罐给她们煲一锅汤。有时候是菜干猪骨汤，有时候是薏米冬瓜——冬瓜在西安很常见，到了秋天几毛钱一大个。如果碰巧买到鲫鱼，我
就做鲫鱼豆腐汤，汤白得像奶一样。
她们后来都学会了喝汤——广东意义上的"喝汤"：只喝汤水，里面的料捞出来另外蘸酱油吃。刚开始她们不理解，觉得浪费。我说：精华都在水里了。她们半信半疑，但喝多了以后，也就不问了。
八、
冬天的时候，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
西安的冬天是真的冷。零下十几二十度，风从操场那边刮过来，穿过窗户缝，刮在脸上像刀割。煤炉子烧起来以后屋子里能暖和一点，但一到半夜煤烧完了，人缩在被窝里，鼻子尖是冰的，呼出来的气是白的。
但有一个好处。冬天，宿舍的窗户外面就是最好的冰箱。
那时候我偶尔会买到羊肉。西安的羊肉和广东的羊肉简直是两种动物。广东羊肉偏瘦，有膻味；关中平原的羊肉肥瘦相间，肉质是甜的。有一次周末我买了一大块羊排，没吃完，就用塑料袋装了，绳子扎好，挂在窗外。第二天早上起来拉开窗帘，袋子鼓鼓的硬邦邦的，冻得跟石头一样。
从那以后，窗户外面的那个铁钩上就经常挂东西。羊肉、排骨、偶尔一只鸡。同宿舍的人都笑说我的"冰箱"比食堂的还大。
鸡是边家村买的活鸡。这在当时不算稀罕——想喝真正的好汤，就得用活鸡。买回来以后自己杀、自己处理——这些事在农场早就学会了。煲一锅鸡汤要花至少三个小时，从下午一直煲到傍晚。煤油炉的火苗舔着瓦罐底，鸡汤在罐里咕嘟咕嘟地翻滚，整间小黑屋里全是姜和鸡的香味。
有一回炖的是竹丝鸡——也叫乌鸡，是同学从老家带来的。那锅汤炖出来乌黑乌黑的，新来的一个上海学妹看了一眼差点吓跑：这什么东西？像中药！我跟她说：这个比中药好喝。她将信将疑地尝了一口，然后把自己碗里的馒头放下，专心喝完了整碗汤。
北方的冬天还有一个好处：汤做好了以后喝不完，放到外面窗台上，第二天就结成冻了。广东叫"汤冻"，是天然的好东西。我有时候早上起来，从窗台上拿进来一晚汤冻，放在炉子边上化开了喝，一碗下肚，整个上午都是暖的。
九、
当然不只有煲汤。我也开始用煤油炉炒菜。
广式的炒法在西安做了很多妥协。比如广东炒菜讲究"镬气"——就是那口铁锅烧到冒烟、菜下锅时发出滋啦滋啦的声音。煤油炉的火力远远不够，菜倒进去以后
呲一声就没有后劲了。炒出来的菜只能说熟了，谈不上镬气。
但我也有自己的一招。我带了一小瓶蚝油从广州来——就是这瓶蚝油，成了我在西安所有炒菜的救命稻草。不论是什么菜，只要放两滴蚝油进去，那股熟悉的海鲜味一出来，这顿饭就有了广东的魂。
那瓶蚝油我用了两年。两年的时间里每次用之前都要先拿鼻子闻一闻，确认没有变质。用到最后瓶底结了厚厚一层块，用筷子都抠不出来。后来还剩一点点的时候瓶盖裂了，空气进去了，蚝油馊了。那是我到西安以后第一次为了吃的掉眼泪。
同宿舍的人现在大概还记得那天晚上的事。我们宿舍排行老四的东北女生走过来，什么也没说，把一碗她妈妈从东北寄来的酸菜炖粉条放在我面前。
十、
说到同学分享家乡特产，那个年代的大学宿舍确实有一种现在可能很难体会到的气氛。
物资是匮乏的，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反而因为这种匮乏而变得特别紧密。谁家里寄来了什么吃的，一定是放桌上大家一起吃。湖南同学带的腊肉切成薄片蒸了，四川同学带的豆瓣酱炒什么都放一点，东北同学的酸菜、江西同学的霉豆腐——每一样东西都是打开一个地方的口味。我有时候想，我在西工大那几年的味觉经验，可能比我这辈子其他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丰富。
我的瓦罐汤也是这些流通物的一部分。湖南的刘同学后来最喜欢喝的是我在她腊肉的基础上改良出来的"腊味煲汤"——说起来很可笑，这个做法在广东是不可能的，腊肉怎么能煲汤呢？但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地方，没有任何规则是不能打破的。
还有就是——那个后来成了我老公的人。
他也是广东人，比我高一届，佛山那边的。怎么认识的就不说了，大概是在一次同乡会上。在西工大的广东学生不多，每年新生入学的时候聚一次，大家用粤语讲几句话，吃一顿半像不像的广东菜——其实也就是食堂里多打几个菜摆在一起。他来我宿舍借过一次课堂笔记，后来就经常在图书馆碰见。
他第一次来我们那间小黑屋，我做的是菜干猪骨汤。他端碗喝了一口，没说话，又喝了一口，然后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到现在还记得——不是惊讶，是那种在外面飘了很久的人突然吃到一口家里味道的安静。然后他说：你居然连菜干都有。
"我妈寄的。"
他没再说什么，默默把那一碗汤喝完。后来他告诉我，那天晚上他回宿舍以后在
脑子里回想他妈煲的汤想了很久。
我们两个广东人，在西安谈恋爱的日常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一起去边家村买菜。他比我还积极，每个星期天一大早就来宿舍楼下等我。他知道哪家农民的菜最新鲜，哪家卖排骨的大叔比较好说话。他说广东男人都会买菜，这是他爸教他的。我说你这辈子也就这一个值得表扬的优点了。
他会帮我把水从公用水龙头挑到那间小黑屋。两只手各一桶，走起路来当当响。他个子不算大，但力气够。煤油也是他去买。煤油那时候是凭票供应的，除了正轨渠道，有时候他也想别的办法——这个我就不细说了。
作为回报，我给他煲汤。他当然不挑——广东男人喝女朋友煲的汤，有什么好挑的。有时候他来晚了，汤已经凉了，重新把煤油炉点起来，两个人蹲在小黑屋里，看着锅里慢慢冒气。
八三年入冬以后，他在窗台外面冻了一排羊肉——用报纸包着，一包一包码得整整齐齐。那段时间我煲得最多的是羊肉萝卜汤。关中的白萝卜水分多，甜，吸了羊肉的鲜味以后又软又糯。我们两个人蹲在地上，一人一碗汤，外面下着大雪，窗户玻璃上结了厚厚一层霜。
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很清。那年冬天他发高烧，烧到四十度，他室友把他架到校医院去了。我下了课才知道，赶紧跑过去。到的时候他躺在观察室里打点滴，脸烧得红通通的。医生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大夫，戴着眼镜，本地人。她翻着病历问我：你是他什么人？我说女朋友。
她看了我一眼，问：他在发烧你知道吧？我说知道。她又说：发烧要多喝水，清淡饮食。我点点头没接话，过了半天小声说了一句：我炉子上还在炖着鸡……
她一下子把病历放下了，瞪着我：吃鸡吃鸡，你们广东人就知道吃鸡！人都烧成这样了你还要给他吃鸡？
我说：不是吃鸡，是喝鸡汤。鸡汤清淡，刚好补水。
她看着我，大概觉得这个逻辑又荒谬又不好反驳。然后她摆摆手说：随便你们广东人吧。转身走了。
她走了以后，他睁开眼——原来他一直醒着——哑着嗓子说：炖好了没有？
我说：还在炉子上。等你打完针回去喝。
他满意地闭上了眼睛。
那个女大夫后来在走廊里碰到我，还专门问了一句：那个鸡汤，他喝了吗？我说喝了，喝完发了汗烧就退了。她哼了一声，什么都没说就走了。但我后来看出来
她其实记下了，因为后来有几次别的同学发烧了去校医院，她居然会问：要不要喝点鸡汤？
十一年后，我们结了婚。
十一、
说到西安的吃，不能不说它的面食。
我是到了西安才知道，面条可以被做出那么多种形状。裤带面，一根面比裤带还宽，从锅里捞出来的时候足足一米多长。棍棍面，筷子那么粗，嚼起来有劲。还有biangbiang面——写起来比做起来还复杂。还有饸饹、麻食、臊子面、油泼面。
第一次吃油泼面是大三那年，赵红带我去的。西门外一个小摊，几张矮桌子，几条长板凳，一口大锅咕嘟咕嘟煮着面。老板把一碗煮好的面端上来，面上铺了一层蒜末和辣椒面，然后拿一个铁勺舀了一勺滚烫的油，往面上一浇——刺啦一声响，青烟腾起来，整个摊位的味道全被激活了。
我盯着那碗面看了好一会儿，心里有点害怕——蒜末跟辣椒粉被热油一浇，油汪汪的一层铺在面上，这看着太重口味了。但赵红说你尝一口嘛。我用筷子笨拙地挑起一筷子面，学他们的样子呼噜呼噜地吃起来——然后就停不下来了。面的筋道，蒜的香味，辣味在嘴里炸开，混合在一起，是我在广东从来没体验过的味道。
那个年代我一个南方人最颠覆性的变化，是学会了吃生蒜。
广东人吃蒜，永远是剁成末煸香了再去炒菜。西安人吃面的时候剥一瓣蒜，直接往嘴里塞，一口蒜一口面。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但后来试过一次以后——就再也没停过。
不过这件事我一直没跟我妈说过。她要知道她女儿在北方学会了一瓣一瓣吃生蒜，大概要念一整年。
除了面，西安还有很多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东西。比如肉夹馍——我当时在想，这不就是肉包子吗？吃了一口发现完全不是。白吉馍外面脆里面软，腊汁肉剁得碎碎的夹在里面，咬下去那一口肉汁渗进馍里面，每一口都香得让人恨不得把手指头都舔一遍。
还有凉皮。凉皮这个东西是我在西安发现的最伟大的发明。尤其是夏天吃，醋和蒜水和辣椒油拌开了，一口下去又酸又辣又凉爽。我曾经拿广东白切鸡的办法做了一只鸡，然后用凉皮的调料汁去拌——做出来的味道很难形容，但我吃了两大碗。同学说我疯了。
当然还有羊肉泡馍。第一次吃是在东大街一家老店，赵红请客。掰馍掰了四十分
钟，大拇指都掰酸了。掰的过程我一直担心——掰这么细，羊肉能有多少？等那碗冒着白气的东西端上来，满满一海碗，羊肉烂在汤里，粉丝和馍泡得胖胖的。喝一口汤——浓郁的、沉甸甸的那种鲜。跟广东的汤完全不是一种东西，但那种扎实的好喝，是只有北方冬天才能理解的东西。
十二、
冬天来了——西安的冬天占据了一年的大半。
大白菜上市，那是又一种震撼。广东的白菜是一棵一棵买的。西安的白菜是几百斤几百斤堆在路边的，谁家入冬不得囤个一两百斤？食堂门口堆着小山一样高的白菜，家属区楼下也是，边家村路边也是。下雪了，蒙一层塑料布，要吃的时候刨出来一棵。一整个冬天就这么一棵一棵刨。
我们宿舍后来也学会了囤白菜。入冬的时候买十几棵，码在走廊尽头靠墙的地方。西北风从楼道里灌进来，白菜外面几层叶子冻坏了，剥掉，里面是好的。
炒白菜、炖白菜、白菜汤、白菜馅饺子——整个冬天换着花样吃。我用蚝油炒的白菜，室友说从来没吃过这种做法。蚝油把白菜的甜味吊出来了，配馒头吃，不知不觉能吃一整个。
还有就是咸菜。家家户户腌咸菜，大缸小缸堆在走廊里。我们隔壁宿舍的山西同学带了一小坛自家腌的酸菜，黄澄澄的，他们用来炒粉条或者炖豆腐。我怕不够酸，她们觉得这个刚好。她们吃我煲的汤觉得太淡，我吃她们的酸菜觉得能把牙齿酸倒。但吃久了，也觉得好吃。人的口味就是这个样子，你的胃比你想象的要包容得多。
十三、
毕业以后兜兜转转，九十年代末我跟着先生来了美国。
刚到美国的时候其实不觉得苦。这里的超市什么都有，唐人街能买到叉烧烧鹅，能买到菜干，买到乌鸡，买到各种各样广东煲汤的材料。厨房里有四个灶眼的炉子，火力足够大，想炒什么菜都能炒出镬气。比当年在边家村那个黑屋子里蹲煤油炉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但我有时候在美国的厨房里煲一锅汤，闻着那股熟悉的菜干和排骨的香味，脑子里会突然闪过一个画面：煤油炉的蓝色火苗，瓦罐在火上咕嘟咕嘟地滚，窗外是边家村的黄土路，北风呜呜地吹。
前几天翻旧东西翻到一张老照片，忘了是谁拍的了。照片里好几个女生穿着军大衣，挤在一间小黑屋里，围着一只瓦罐笑。瓦罐里冒着一缕白气，大家的脸都红扑扑的。背后墙上糊着旧报纸，上面有一张褪色的年历，一看就是从哪本杂志上撕下来的。
这应该是八二年的冬天。拍照的人可能是对门宿舍的同学。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什么都没写。但我认得里面的每一张脸。
相片里那些姑娘，后来都去了很远的地方。深圳、上海、旧金山、慕尼黑。有人当了教授，有人做了总工，有人下海了。前几年大家建了一个QQ群，里面有人问：你们还记得以前她们广东人煲的汤吗？刘同学说：记得，菜干排骨汤，这个世界上最好喝的汤。
我看了在屏幕前面坐了很久。
其实那不过是一把菜干、一根排骨、一只两块钱的瓦罐。
到现在我都说不上来，让我怀念的到底是那碗汤，还是那个什么都缺但是什么都可以靠自己来做的青春。还是那些跟你一起蹲在煤油炉前面等一锅汤煮开的人。
三十二年了。
零、
二零零二年冬天，我回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西安。
会议间隙，有人在后面拍了我一下肩膀。回头一看，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她叫我的名字，用的是那种只有在大学里才有人叫的称呼。我愣了两秒，然后认出来了——隔壁宿舍的赵红，陕西本地人，大学四年跟我关系最好的几个人之一。
她拉着我在走廊的沙发上坐下，问了几句这些年在美国过得怎么样，然后突然压低声音，眼睛亮亮地看着我：你老公还是那个XXX么？
我说是呀。她脸上一下子绽开了，说：我就知道。当年你给他煲汤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出来。
那一瞬间，八十年代的西安、边家村、那只两块钱的瓦罐、煤油炉的气味——全部涌了上来。
一、
一九七八年秋天，恢复高考第二屆，我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硬座，从广州到了西安。
那时候还没有直达车，在郑州转了一次。一路上车窗外的景象越来越陌生。过了长江，水田变成了旱地，稻田变成了麦田。过了郑州往西，山慢慢大起来，树木少了，黄土塬一层一层地堆在天边。列车广播里报站名，关中平原到了。
我想起报名填志愿的时候，很多人都往北京上海填。我在粤北农场插队的宿舍里，就着一盏煤油灯，在志愿表的第一栏写下了西北工业大学。
志愿交上去以后，省招生办的人找我谈话。是个四十来岁的男同志，戴眼镜，广州口音。他看了我的志愿表，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低头看了一遍，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重新戴上。他说：西北工业大学，你知道在哪里不？我说知道，在西安。他说：西安，大西北哦，冬天零下十几二十度，你一个广东女仔，你晓唔晓得那边是什么样子的？
我说我就是想去看看大西北是什么样子。
他沉默了一下，把志愿表放在桌上，说：你这个分数，省内的学校随便挑，我可以帮你改志愿。你要是去了那边受不了，想回来就难了。
我说谢谢老师，我不改。
他又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这个女仔不知道天高地厚。最后他把志愿表往一沓文件上面一搁，叹了口气说：西北苦得很，你到时候莫要哭。
我后来确实哭过，但从来不是因为后悔。
粤北农场的书记是陕北人，不知从哪里听说我报了西安的学校，临走的时候特地把一包陕北红枣塞在我行李里。他说：女子，西安冬天长得很，你去要受冻的。那一包红枣后来真的救了我好几个冬天。
其实去西安的理由也不算复杂。我是潮汕地区出来的，前面二十多年最远只到过广州。上山下乡那几年在农场，对着收音机听新闻，听到大西北、军工、三线建设这些词，心里面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向往。我跟自己说，既然能考大学了，就去最远的地方，去看一眼祖国的大西北到底是什么样子。
到西安那天是傍晚，一出火车站就看见城墙。灰扑扑的，那么高，那么厚，站了一千多年。我在城墙下面站了好一会儿，心里想，这就是大西北了。
学校派了卡车来接新生。我们坐在卡车斗里，行李堆在中间，人靠着两边。车开了以后风很大，把我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路边是一排一排的白杨树，树后面是黄土地。赵红后来告诉我，那段路就是从火车站到西工大，过钟楼，出西门。
我什么都不认得，只觉得天特别高。
二、
到学校以后第一件事，分宿舍。
我们住的是一栋苏式的老楼，灰砖墙，木楼梯，走上去吱吱呀呀地响。一间宿舍住八个人，铁架上下铺。我被分到靠窗的上铺，窗外正对着学校的操场。冬天的时候操场上的土冻得硬邦邦的，风一吹，黄土扬起来，整个窗户都是黄的。
宿舍里没有暖气，有一个煤炉子，但是要自己生火。刚到那几天还没入冬，煤是配给的，不多。我们八个女生挤在屋子里，从广东来的我从行李里往外一件一件拿东西，其他几个人就围过来看。
湖南妹子姓刘，她先打开了话匣子：你会讲普通话吗？
我说：会，讲得不好，不要笑话我。
她们就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宿舍里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叫我再说一遍——因为我的普通话带着很重的广东腔，北方同学听我说陕西话、学西北口音，笑到肚子疼。
但第一个真正让我傻眼的不是语言，是食堂。
三、
其实后来我才知道，西工大的食堂在当时的西安高校里是出了名的。那几年西安的大学生中间有一句话，叫"吃在工大"。
这话不是我们自己吹的。西工大是国防科工委的学校，搞航空航天航海的，国家拨的经费比一般院校多一些，食堂的补贴自然也厚一点。对面西北大学的学生——我们跟西大只隔了一条马路——经常跑到我们这边来蹭饭。人家综合型大学文科生多，女生多，我们全是理工科，男生多，两个学校的食堂之间经常能看到对方学校的人。
但最有名的，还是西工大的包子。
西工大包子在八十年代的西安，跟钟楼小奶糕、冰峰汽水一起，算是城西一带有名号的东西。皮薄馅大，尤其是肉包子，咬开来一兜油。每天下午第二节课下了以后，食堂就推一车包子出来卖，窗口前面排的队能拐好几个弯。本校的学生要抢一个都不容易，更别说外面来的人了。有学长跟我说过，他每隔几天就骑个自行车过来买十个包子带回去，全宿舍分着吃。
那个包子到底有多好呢？就这么说吧——我一个广东人，对面食本来完全无感，第一次吃到西工大包子的时候，居然站在那里一口气吃了三个。
不过这些是我后来才体会到的。刚进校那会儿，我这个广东胃对这个北方食堂完全是另外一番感受。
西工大那时候有几个食堂，我们去的是离宿舍最近的那个，叫学生一灶。
第一天晚上，我端着新发的搪瓷碗走进食堂。门口挂着棉布帘子，掀开帘子一股热气和油烟气扑面而来。里面排着几条长队，地面是水泥的，被踩得油亮亮的，空气里全是酱油、醋和面食的味道。我站在队伍里，手里攥着一沓饭票和菜票——这是国家补贴定量供应的，粗粮票、细粮票、菜票，每样都有定额。
轮到我了。打菜的师傅看了一眼我的搪瓷碗，舀了一大勺糊辣汤，又递过来一个足有我手掌大的馒头，配一小碟咸菜丝。
我端着碗在角落里找了个位置坐下，看着这碗糊辣汤发了好一阵子呆。黑乎乎的一碗，飘着几片土豆、几根粉条、几块豆腐泡，面上浮着一层辣椒油和花椒粉。我试着喝了一口，又麻又辣又酸，喉咙像被东西刮了一下。
然后是那个馒头。我从没吃过那么大的馒头。广东的馒头是小小的奶香馒头，这个馒头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撕开来是面粉本身那股淡淡的甜。就着咸菜丝嚼——
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嚼了很久都咽不下去。
第一顿饭我没吃完。
但就算是最好的高校食堂，在八十年代初也就是这个水平了。有一次连续好几天食堂只有窝头和玉米发糕。窝头是纯玉米面做的，黄澄澄的像个倒扣的碗，咬一口掉渣，嚼在嘴里粗糙得扎舌头。湖南来的刘同学有一天晚上端着窝头回到宿舍，坐在床沿上不吭声，眼泪一滴一滴往下掉。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她做梦梦见吃米饭，醒过来嘴里还有米饭的味道，然后就哭了。
我倒是没哭。在农场那几年什么没吃过——红薯藤煮成一锅糊糊就是一顿，没有油没有盐。跟那个比，西工大食堂的伙食算好的了。但说实话，我也想米饭。广东人的胃，几天不吃米饭就会觉得身体里少了点什么。
食堂偶尔也供应米饭。但那个米饭，怎么说呢，北方的米。煮出来是散的，没有粘度，也没有饭香。我们宿舍几个南方人把这种米饭叫做"米粒"——意思是它们只是长得像米饭，但跟真正的米饭不是一回事。
不过除了包子，西工大食堂还真有几样拿得出手的东西。一个是红烧肉，每周供应一次，限量。那个红烧肉的做法是北方口味的，酱油味重，偏甜，但肉块切得大方。到了那天上午最后一节课，基本上没人有心思听讲了，满脑子想的都是红烧肉。下了课以后是一路小跑去食堂的，去晚了就只剩汤底了。
还有一个就是小灶窗口。大灶是大锅菜，价格便宜但有国家补贴；小灶是单独炒的，贵一些，但味道好太多了。我第一次吃到小灶的葱爆羊肉，那个羊肉的嫩和葱的香放在一起，一碗米饭——虽然那个米饭不怎么样——转眼就见了底。可惜小灶太贵，一个月顶多吃一两次。我那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除了饭票菜票，自己手里就几块钱，小灶一顿要花掉好几天的零用钱。
四、
真正让我在西工大活过来的，是边家村。
大概是七九年、八零年那阵子，改革开放的风吹到了西安。周边的农民开始把自己种的东西挑到城边上卖，起初是偷偷摸摸的，后来慢慢就成了气候。从西工大西门出去，沿着边家村那条土路走，在学校的围墙外面，渐渐出现了一个自发的集市。
第一次去是我大二那年秋天，赵红带的路。我记得那天是星期天，天气很好，西北的秋天天空高得吓人。我们俩一人拎一个网兜，走到那条土路的拐弯处——然后我就呆住了。
路两边蹲满了人，大部分是附近公社的农民，男的头上包着白毛巾，女的穿着蓝色或灰色的大襟褂子，脚边放着篮子、筐子、麻袋，里面装着各种东西。他们在
吆喝，用的都是陕西话，我只能听懂一半。
但我看得懂。
我在广东长大，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不是国营菜市场那种一格一格隔着柜台的感觉，是农民把自己亲手种出来的东西直接摆在地上，每一颗每一粒都带着泥土的气息。陕西人摆摊不怎么吆喝花哨的词，就是干脆利落的几个字：甜得很！尝！来！
我先看到的是临潼的火晶柿子。小小的一个个码在竹篮里，皮薄得像一层蜡纸，透着光能看到里面橘红色的果肉，一个一个红彤彤地挤在一起，像一排小灯笼。卖柿子的大姐看我蹲在那里挪不动脚，拿起一个递过来：女子你尝一个，甜得很，不甜不要钱！我接过来，柿子已经软透了，轻轻一捏就能感觉到里面全是汁水。咬开一个小口，用嘴一吸——整颗果肉像蜜一样滑进嘴里，从舌尖一直甜到喉咙根。我在那个土路边上蹲着，一口气吸了三个。
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甜的柿子。广东没有新鲜柿子，水果摊上只有一种叫"柿饼"的干果，是晒干了的，硬硬的，上面一层白霜。火晶柿子那个甜不是白糖的甜，是一种太阳晒透了的果实的甜，而且带一点点若有若无的酒香。后来我在美国吃过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个味道。
旁边的摊子卖的是临潼石榴。每一个都有拳头大，皮是粉红带黄的，光滑得像上了釉。有的已经裂开了一条缝——不是坏了，是里面的籽粒太大了，把皮从里面撑裂了。卖石榴的老汉随手拿起一个，两手一掰，脆生生的一声响，里面的籽粒密密匝匝挤在一起，一粒一粒饱满得要爆出来，白里透红，像白玉里面嵌了红宝石。老汉把掰开的半个递给我：女子尝一下，临潼石榴，天下第一。
我在广东吃的石榴只有鸡蛋大，皮是青的，剥开来的籽粒又小又瘪，嚼在嘴里酸得皱眉。而临潼石榴的籽粒咬下去，甜水直接在嘴里炸开。我蹲在摊子前面吃了半个，吃得满脸满手都是汁水。老汉看着我乐呵呵地说：女子不是本地人吧？
我说我从广东来。他愣了一下：广东好地方呀，你跑到我们这黄土坡坡来做什么？我说来读书。他就点点头，然后又往我网兜里塞了两个——说是裂了口的卖不出去，拿回去赶紧吃。我后来才知道他每次都这么说，每次都有"裂了口的卖不出去"的石榴送给外地的穷学生。
那两个石榴我吃了三天。把籽粒一颗一颗剥下来放在搪瓷缸里，白白红红的满满一缸子，看书看累了吃一口，每一颗都又凉又甜。赵红笑我，说广东人吃个石榴都这么精雕细琢。我说不是精雕细琢——是舍不得吃，吃到最后一粒就没了。
除了柿子和石榴，户县的葡萄也上市了。我在广东见到的葡萄都是绿色的，不红，而且酸，咬一口能把牙酸倒。户县的葡萄是紫黑色的，一串一串沉甸甸的，上面挂着一层白霜，用手一碰白霜就掉下来，露出底下黑得发亮的皮。卖葡萄的农民看我盯着看，揪了一颗递过来：户太八号，甜过你们南方的荔枝。我接过来
一尝，皮薄肉厚，一口咬下去汁水满口，甜中带那么一丝丝酸，比荔枝确实不差。后来每年秋天我都要买几串，放在宿舍窗台上，看书的时候一颗一颗揪着吃。
陕北的大红枣就不用说了。个头有我拇指大，咬开来像蜜一样，枣肉又厚又糯，能拉出糖丝来。广东也有红枣，但我们那里的枣小小的、干干的，是用来煲汤的，不能当水果吃。陕北的枣是可以空口当零食吃的，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赵红说陕北的枣树是黄河水浇的，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所以果子里面积累的糖分多。我说那你们陕西人可太幸福了。她说幸福啥，从小吃到大，都吃腻了。我说你这句话要是让我们广东人听见了，会挨打的。
白鹿原的核桃也好。壳不算太厚，用石头轻轻一敲就开了，里面的仁白白嫩嫩的，外面那层薄衣一搓就掉，吃起来又香又脆，有一点点回甘。跟广东那种放了一年的陈年核桃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后来每次去集市都要买一小袋，放在书桌抽屉里，晚上做作业饿了就敲两个吃。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秋天的阳光。西安的秋天，天空蓝得发紫，高得像是假的。黄土地被太阳晒得暖洋洋的，风是干爽的，空气中全是柿子和石榴的甜味。我拎着满满一网兜的水果走回学校，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两毛钱一把红枣，五毛钱三个石榴，一块钱能买一大袋柿子。
那段日子，每个星期天去边家村买菜成了我最大的念想。
五、
边家村集市带给我的不只是水果，更重要的是——菜。
广东人，离不了青菜。我在前面说过，食堂里几乎没有绿色的东西。冬瓜、土豆、白菜、萝卜——这就是冬天食堂的全部。在我们家，每顿饭可以没有肉，但绝对不能没有青菜。这个执念到了西安简直成了折磨。
边家村的集市上能买到菠菜，还有油菜，有时候运气好能碰到卖韭菜的。我每周去一次，买够一个星期吃的菜，拎着网兜一路走回宿舍。同宿舍的人觉得我很怪：一个人能吃掉这么多菜？她们不知道，我一个广东人在一盘青菜面前能做到什么程度。
但是有了菜，还得做。宿舍里没有厨房。
六、
大概是八零年左右，我们几个关系好的女生在边家村那边找了一间屋子。
就是农民的自建房，土夯的墙，里面几个平方，一张桌子、一个煤油炉、一只水缸，别的什么都没有。没有窗，白天进去也要点灯。墙上糊着旧报纸，有的已经泛黄发黑了。一个月租金两块钱。
但那个小屋子有煤油炉。煤油炉——现在的人可能都没见过这个东西。它长得像个圆柱形的小铁桶，里面灌煤油，上面一圈有小孔，点着了以后每个小孔都冒出一朵蓝色的火焰。火不大，但很稳定。夏天的时候那个屋子里煤油味能把人熏出眼泪来，冬天门一关，煤油味和热气混在一起，成了一种独特的味道。
我在这间小黑屋里，开始了我西工大三年的做饭生涯。
首先需要一只锅。广东人煲汤要用砂锅——广口的瓦煲。我走遍了西安的土产店，只找到那种北方人用来炖菜的直筒砂锅。最后是在一个旧货摊上花了两块钱买到了一只广口瓦罐。卖东西的大爷搞不懂为什么我一个学生非要找广口的，我说是要煲汤，他更糊涂了：汤不是随便拿个锅煮一煮就行了吗？
有了瓦罐，有了煤油炉，下面就是食材了。
七、
我妈妈给我寄的第一个包裹，里面全是煲汤的材料。
陈皮、淮山、枸杞、红枣、薏米、南北杏。还有菜干——白菜干、芥菜干、霸王花干。我妈说，菜干放不坏，你想喝汤的时候就抓一把泡开，放点肉，煲一煲。
拿着这些材料走进那间小黑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回家了。
我的第一锅汤用的是菜干加红枣，放了一块排骨——排骨是在边家村集市上跟一个卖肉的农民买的。那时候肉还是限量供应的，买肉要肉票，但是集市的农民有时候会有一些从自家杀的猪身上下来的骨头和下水，不要票，就是贵一点。对于学生来说，这不是问题——我们本来也买不了多少。
煤油炉的火慢慢烧着，瓦罐里面的水开始冒小泡。我蹲在旁边看着那一小圈一小圈蓝色的火焰，闻着那股刺鼻的煤油味中慢慢升起的菜干香——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吧，揭盖子一看，汤色已经是奶白泛黄，菜干舒展开了，排骨的肉香味和红枣的甜味全煮进了水里。
我舀了一小勺喝了一口。眼泪差点掉下来——这是我到西安以后第一次喝到广东味的汤。
那天下午，赵红闻着味找过来了。她看着瓦罐里面的东西，问：就这？骨头和菜叶子煮水？我说你喝一口试试。她喝了一小口，没说话，然后又喝了一大碗。喝完说：你们广东人真是怪，一碗看着没什么味道的水，怎么会这么好喝？
后来每个周末，那间小黑屋里都会来几个同学。湖南的带腊肉，四川的带豆瓣酱，东北的带酸菜。我就用瓦罐给她们煲一锅汤。有时候是菜干猪骨汤，有时候是薏米冬瓜——冬瓜在西安很常见，到了秋天几毛钱一大个。如果碰巧买到鲫鱼，我
就做鲫鱼豆腐汤，汤白得像奶一样。
她们后来都学会了喝汤——广东意义上的"喝汤"：只喝汤水，里面的料捞出来另外蘸酱油吃。刚开始她们不理解，觉得浪费。我说：精华都在水里了。她们半信半疑，但喝多了以后，也就不问了。
八、
冬天的时候，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
西安的冬天是真的冷。零下十几二十度，风从操场那边刮过来，穿过窗户缝，刮在脸上像刀割。煤炉子烧起来以后屋子里能暖和一点，但一到半夜煤烧完了，人缩在被窝里，鼻子尖是冰的，呼出来的气是白的。
但有一个好处。冬天，宿舍的窗户外面就是最好的冰箱。
那时候我偶尔会买到羊肉。西安的羊肉和广东的羊肉简直是两种动物。广东羊肉偏瘦，有膻味；关中平原的羊肉肥瘦相间，肉质是甜的。有一次周末我买了一大块羊排，没吃完，就用塑料袋装了，绳子扎好，挂在窗外。第二天早上起来拉开窗帘，袋子鼓鼓的硬邦邦的，冻得跟石头一样。
从那以后，窗户外面的那个铁钩上就经常挂东西。羊肉、排骨、偶尔一只鸡。同宿舍的人都笑说我的"冰箱"比食堂的还大。
鸡是边家村买的活鸡。这在当时不算稀罕——想喝真正的好汤，就得用活鸡。买回来以后自己杀、自己处理——这些事在农场早就学会了。煲一锅鸡汤要花至少三个小时，从下午一直煲到傍晚。煤油炉的火苗舔着瓦罐底，鸡汤在罐里咕嘟咕嘟地翻滚，整间小黑屋里全是姜和鸡的香味。
有一回炖的是竹丝鸡——也叫乌鸡，是同学从老家带来的。那锅汤炖出来乌黑乌黑的，新来的一个上海学妹看了一眼差点吓跑：这什么东西？像中药！我跟她说：这个比中药好喝。她将信将疑地尝了一口，然后把自己碗里的馒头放下，专心喝完了整碗汤。
北方的冬天还有一个好处：汤做好了以后喝不完，放到外面窗台上，第二天就结成冻了。广东叫"汤冻"，是天然的好东西。我有时候早上起来，从窗台上拿进来一晚汤冻，放在炉子边上化开了喝，一碗下肚，整个上午都是暖的。
九、
当然不只有煲汤。我也开始用煤油炉炒菜。
广式的炒法在西安做了很多妥协。比如广东炒菜讲究"镬气"——就是那口铁锅烧到冒烟、菜下锅时发出滋啦滋啦的声音。煤油炉的火力远远不够，菜倒进去以后
呲一声就没有后劲了。炒出来的菜只能说熟了，谈不上镬气。
但我也有自己的一招。我带了一小瓶蚝油从广州来——就是这瓶蚝油，成了我在西安所有炒菜的救命稻草。不论是什么菜，只要放两滴蚝油进去，那股熟悉的海鲜味一出来，这顿饭就有了广东的魂。
那瓶蚝油我用了两年。两年的时间里每次用之前都要先拿鼻子闻一闻，确认没有变质。用到最后瓶底结了厚厚一层块，用筷子都抠不出来。后来还剩一点点的时候瓶盖裂了，空气进去了，蚝油馊了。那是我到西安以后第一次为了吃的掉眼泪。
同宿舍的人现在大概还记得那天晚上的事。我们宿舍排行老四的东北女生走过来，什么也没说，把一碗她妈妈从东北寄来的酸菜炖粉条放在我面前。
十、
说到同学分享家乡特产，那个年代的大学宿舍确实有一种现在可能很难体会到的气氛。
物资是匮乏的，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反而因为这种匮乏而变得特别紧密。谁家里寄来了什么吃的，一定是放桌上大家一起吃。湖南同学带的腊肉切成薄片蒸了，四川同学带的豆瓣酱炒什么都放一点，东北同学的酸菜、江西同学的霉豆腐——每一样东西都是打开一个地方的口味。我有时候想，我在西工大那几年的味觉经验，可能比我这辈子其他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丰富。
我的瓦罐汤也是这些流通物的一部分。湖南的刘同学后来最喜欢喝的是我在她腊肉的基础上改良出来的"腊味煲汤"——说起来很可笑，这个做法在广东是不可能的，腊肉怎么能煲汤呢？但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地方，没有任何规则是不能打破的。
还有就是——那个后来成了我老公的人。
他也是广东人，比我高一届，佛山那边的。怎么认识的就不说了，大概是在一次同乡会上。在西工大的广东学生不多，每年新生入学的时候聚一次，大家用粤语讲几句话，吃一顿半像不像的广东菜——其实也就是食堂里多打几个菜摆在一起。他来我宿舍借过一次课堂笔记，后来就经常在图书馆碰见。
他第一次来我们那间小黑屋，我做的是菜干猪骨汤。他端碗喝了一口，没说话，又喝了一口，然后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到现在还记得——不是惊讶，是那种在外面飘了很久的人突然吃到一口家里味道的安静。然后他说：你居然连菜干都有。
"我妈寄的。"
他没再说什么，默默把那一碗汤喝完。后来他告诉我，那天晚上他回宿舍以后在
脑子里回想他妈煲的汤想了很久。
我们两个广东人，在西安谈恋爱的日常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一起去边家村买菜。他比我还积极，每个星期天一大早就来宿舍楼下等我。他知道哪家农民的菜最新鲜，哪家卖排骨的大叔比较好说话。他说广东男人都会买菜，这是他爸教他的。我说你这辈子也就这一个值得表扬的优点了。
他会帮我把水从公用水龙头挑到那间小黑屋。两只手各一桶，走起路来当当响。他个子不算大，但力气够。煤油也是他去买。煤油那时候是凭票供应的，除了正轨渠道，有时候他也想别的办法——这个我就不细说了。
作为回报，我给他煲汤。他当然不挑——广东男人喝女朋友煲的汤，有什么好挑的。有时候他来晚了，汤已经凉了，重新把煤油炉点起来，两个人蹲在小黑屋里，看着锅里慢慢冒气。
八三年入冬以后，他在窗台外面冻了一排羊肉——用报纸包着，一包一包码得整整齐齐。那段时间我煲得最多的是羊肉萝卜汤。关中的白萝卜水分多，甜，吸了羊肉的鲜味以后又软又糯。我们两个人蹲在地上，一人一碗汤，外面下着大雪，窗户玻璃上结了厚厚一层霜。
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很清。那年冬天他发高烧，烧到四十度，他室友把他架到校医院去了。我下了课才知道，赶紧跑过去。到的时候他躺在观察室里打点滴，脸烧得红通通的。医生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大夫，戴着眼镜，本地人。她翻着病历问我：你是他什么人？我说女朋友。
她看了我一眼，问：他在发烧你知道吧？我说知道。她又说：发烧要多喝水，清淡饮食。我点点头没接话，过了半天小声说了一句：我炉子上还在炖着鸡……
她一下子把病历放下了，瞪着我：吃鸡吃鸡，你们广东人就知道吃鸡！人都烧成这样了你还要给他吃鸡？
我说：不是吃鸡，是喝鸡汤。鸡汤清淡，刚好补水。
她看着我，大概觉得这个逻辑又荒谬又不好反驳。然后她摆摆手说：随便你们广东人吧。转身走了。
她走了以后，他睁开眼——原来他一直醒着——哑着嗓子说：炖好了没有？
我说：还在炉子上。等你打完针回去喝。
他满意地闭上了眼睛。
那个女大夫后来在走廊里碰到我，还专门问了一句：那个鸡汤，他喝了吗？我说喝了，喝完发了汗烧就退了。她哼了一声，什么都没说就走了。但我后来看出来
她其实记下了，因为后来有几次别的同学发烧了去校医院，她居然会问：要不要喝点鸡汤？
十一年后，我们结了婚。
十一、
说到西安的吃，不能不说它的面食。
我是到了西安才知道，面条可以被做出那么多种形状。裤带面，一根面比裤带还宽，从锅里捞出来的时候足足一米多长。棍棍面，筷子那么粗，嚼起来有劲。还有biangbiang面——写起来比做起来还复杂。还有饸饹、麻食、臊子面、油泼面。
第一次吃油泼面是大三那年，赵红带我去的。西门外一个小摊，几张矮桌子，几条长板凳，一口大锅咕嘟咕嘟煮着面。老板把一碗煮好的面端上来，面上铺了一层蒜末和辣椒面，然后拿一个铁勺舀了一勺滚烫的油，往面上一浇——刺啦一声响，青烟腾起来，整个摊位的味道全被激活了。
我盯着那碗面看了好一会儿，心里有点害怕——蒜末跟辣椒粉被热油一浇，油汪汪的一层铺在面上，这看着太重口味了。但赵红说你尝一口嘛。我用筷子笨拙地挑起一筷子面，学他们的样子呼噜呼噜地吃起来——然后就停不下来了。面的筋道，蒜的香味，辣味在嘴里炸开，混合在一起，是我在广东从来没体验过的味道。
那个年代我一个南方人最颠覆性的变化，是学会了吃生蒜。
广东人吃蒜，永远是剁成末煸香了再去炒菜。西安人吃面的时候剥一瓣蒜，直接往嘴里塞，一口蒜一口面。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但后来试过一次以后——就再也没停过。
不过这件事我一直没跟我妈说过。她要知道她女儿在北方学会了一瓣一瓣吃生蒜，大概要念一整年。
除了面，西安还有很多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东西。比如肉夹馍——我当时在想，这不就是肉包子吗？吃了一口发现完全不是。白吉馍外面脆里面软，腊汁肉剁得碎碎的夹在里面，咬下去那一口肉汁渗进馍里面，每一口都香得让人恨不得把手指头都舔一遍。
还有凉皮。凉皮这个东西是我在西安发现的最伟大的发明。尤其是夏天吃，醋和蒜水和辣椒油拌开了，一口下去又酸又辣又凉爽。我曾经拿广东白切鸡的办法做了一只鸡，然后用凉皮的调料汁去拌——做出来的味道很难形容，但我吃了两大碗。同学说我疯了。
当然还有羊肉泡馍。第一次吃是在东大街一家老店，赵红请客。掰馍掰了四十分
钟，大拇指都掰酸了。掰的过程我一直担心——掰这么细，羊肉能有多少？等那碗冒着白气的东西端上来，满满一海碗，羊肉烂在汤里，粉丝和馍泡得胖胖的。喝一口汤——浓郁的、沉甸甸的那种鲜。跟广东的汤完全不是一种东西，但那种扎实的好喝，是只有北方冬天才能理解的东西。
十二、
冬天来了——西安的冬天占据了一年的大半。
大白菜上市，那是又一种震撼。广东的白菜是一棵一棵买的。西安的白菜是几百斤几百斤堆在路边的，谁家入冬不得囤个一两百斤？食堂门口堆着小山一样高的白菜，家属区楼下也是，边家村路边也是。下雪了，蒙一层塑料布，要吃的时候刨出来一棵。一整个冬天就这么一棵一棵刨。
我们宿舍后来也学会了囤白菜。入冬的时候买十几棵，码在走廊尽头靠墙的地方。西北风从楼道里灌进来，白菜外面几层叶子冻坏了，剥掉，里面是好的。
炒白菜、炖白菜、白菜汤、白菜馅饺子——整个冬天换着花样吃。我用蚝油炒的白菜，室友说从来没吃过这种做法。蚝油把白菜的甜味吊出来了，配馒头吃，不知不觉能吃一整个。
还有就是咸菜。家家户户腌咸菜，大缸小缸堆在走廊里。我们隔壁宿舍的山西同学带了一小坛自家腌的酸菜，黄澄澄的，他们用来炒粉条或者炖豆腐。我怕不够酸，她们觉得这个刚好。她们吃我煲的汤觉得太淡，我吃她们的酸菜觉得能把牙齿酸倒。但吃久了，也觉得好吃。人的口味就是这个样子，你的胃比你想象的要包容得多。
十三、
毕业以后兜兜转转，九十年代末我跟着先生来了美国。
刚到美国的时候其实不觉得苦。这里的超市什么都有，唐人街能买到叉烧烧鹅，能买到菜干，买到乌鸡，买到各种各样广东煲汤的材料。厨房里有四个灶眼的炉子，火力足够大，想炒什么菜都能炒出镬气。比当年在边家村那个黑屋子里蹲煤油炉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但我有时候在美国的厨房里煲一锅汤，闻着那股熟悉的菜干和排骨的香味，脑子里会突然闪过一个画面：煤油炉的蓝色火苗，瓦罐在火上咕嘟咕嘟地滚，窗外是边家村的黄土路，北风呜呜地吹。
前几天翻旧东西翻到一张老照片，忘了是谁拍的了。照片里好几个女生穿着军大衣，挤在一间小黑屋里，围着一只瓦罐笑。瓦罐里冒着一缕白气，大家的脸都红扑扑的。背后墙上糊着旧报纸，上面有一张褪色的年历，一看就是从哪本杂志上撕下来的。
这应该是八二年的冬天。拍照的人可能是对门宿舍的同学。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什么都没写。但我认得里面的每一张脸。
相片里那些姑娘，后来都去了很远的地方。深圳、上海、旧金山、慕尼黑。有人当了教授，有人做了总工，有人下海了。前几年大家建了一个QQ群，里面有人问：你们还记得以前她们广东人煲的汤吗？刘同学说：记得，菜干排骨汤，这个世界上最好喝的汤。
我看了在屏幕前面坐了很久。
其实那不过是一把菜干、一根排骨、一只两块钱的瓦罐。
到现在我都说不上来，让我怀念的到底是那碗汤，还是那个什么都缺但是什么都可以靠自己来做的青春。还是那些跟你一起蹲在煤油炉前面等一锅汤煮开的人。
三十二年了。
天下总有散掉的宴席...